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金岭速配，扣押了蒋介石等一众国民党高层，在一定程度上为红军赢得休整时间的同时，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联手抗日创造了条件。
不少人认为，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是“主角”，策划了此次“兵谏”，杨虎城则是从旁协助，属于“配角”。事变前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地位来说相差较大，没有的张学良支持和指挥，杨虎城是办不到的。
蒋介石父子病逝后，张学良重获自由，不少记者就当年西安事变真相提出一系列问题。1991年，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接受采访时说：“那可以说他（杨虎城）是主角，不过名义是我，当然由我负责了。”张学良一番话，让在场的众多记者感到惊讶，毕竟此前外界认为是他主导了西安事变。
因为早在1956年12月，在台湾遭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时，就特别回答过这个问题。当时张学良说：平心而论，西安之变，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，彼不过陪衬而已。”
展开剩余75%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就有很深的矛盾，他们虽处于同一阵营，但各自利益不同。
中央红军经历长征，艰难到达陕北金岭速配，蒋介石为除掉这股心腹大患，命令张学良和杨虎城调兵“剿共”。蒋介石此举，一来是想消灭红军，二来也想借机消耗掉各路军阀的实力，自己从中获利。
当时，东北军和西北军战士普遍有厌战情绪，不想打内战，尤其是东北军，希望国民政府北上抗日，收复被日军占领的东三省。与红军交战中，东北军损兵折将，连战连败，蒋介石不仅不补充，还借机削去番号，克扣军饷，如此种种行径令张学良尤为不满。
杨虎城本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，双方面和心不和，杨虎城更是批评了南京国民政府的“不抵抗政策”，被撤去了陕西省主席之职。
1936年3月，高崇民等主张抗日人士提议东北人和西北人联合抗日，杨虎城同意，希望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停止剿共，团结抗日，避免内耗。
同年12月初，蒋介石赴洛阳主持“剿共”一事，向杨虎城和张学良下达了最后的通牒，命令他们坚定执行“剿共”任务，否则部队将被调往南方拆散编制，同时要求撤换部队中“通共”将领等。
期间，张学良飞赴洛阳蒋介石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双方爆发了尖锐冲突。张学良说蒋介石专制，与袁世凯张宗昌无异；蒋介石厉声斥责“主张容共者，比之殷汝耕不如！”
劝不动蒋介石，张学良对他尤为失望，回到西安后询问杨虎城有何办法可以停止内战。杨虎城在得知张学良确有坚定抗日之志后，说道：“待蒋来西安时，余等可行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之故事。”
杨虎城这一言，让张学良一时“愕然”，这么做包括使用武力扣押蒋介石，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风险极大，几乎没有退路了，一时间也有些犹豫不决。
直到张学良在蒋介石面前多次碰钉子后，下定决心采纳了杨虎城的建议，发动“兵谏”。几天后的西安事变，基本上按照杨虎城的思路进行，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，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，联手抗日，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。
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不顾杨虎城劝说，执意要送蒋介石回南京，结果长期失去自由，直到蒋介石父子病逝。杨虎城没有张学良那样显赫的背景，也没有宋美龄等人的求情，蒋介石亦对其恨之入骨，早就想除掉他了。
西安事变后，杨虎城被撤职，不久被迫“出国考察”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杨虎城回国参加抗日工作，不料一家人被国民党特务控制囚禁十二年。1949年9月，蒋介石败退台湾前下令暗杀杨虎城一家，连八岁的小女孩都没放过。
在《西安事变反省录》中，张学良表示金岭速配，如果当时自己和张群共处，就不会发生西安事变。可见，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起到了“主导”作用，晚年张学良称他是西安事变的主角，或许是基于这个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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